在一次采访中，有位作家对“纯文学”的概念提出质疑，认为应该提倡“大文学”概念。但现实的状况是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脚步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纯，不仅文、史、哲早已分家，文学和艺术，文坛和艺坛相当隔膜，而非“相通”，即使文学内部，也是条块分割，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，各文学品种之间相互陌生。
记者最近就中国戏剧现状采访时，人艺演员濮存昕问记者对一个作家的看法，记者认为此作家属于早就应该被淘汰之列。导演林兆华谈到，戏剧界耐不住寂寞，忙着排小品和电视剧，戏剧原创缺乏精品。记者建议他可以加强和国内优秀作家的沟通和交流，请他们写剧本，林兆华对此很感兴趣，但觉得实际操作起来恐怕很困难，首要问题是作家不会写剧本。那么对戏剧界的情况、剧本该如何写等问题作家们了解多少呢？据中央实验话剧院一位导演说，关心戏剧、有时来看演出的，在北京能够数得出来的作家大概有两三位。似乎现在许多作家更热衷于参与影视创作，毕竟，这样的战略转移关系到切身利益。
然而，放眼世界文坛，许多杰出的小说家本身也是戏剧家。学者童道明说，世界上公认的经典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和契诃夫。契诃夫原来是一个小说家，后来才开始写剧本，在世界上对他的理解有一个升华，即50年代初荒诞派戏剧的产生，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契诃夫，他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地位已经大大高于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地位。其实戏剧更能发挥一个作家的才能和创造，戏剧比小说更具备形式创新的可能性，当契诃夫在戏剧领域一试身手时，就表现出不凡的才能。这点对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，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参与到中国戏剧事业中来，这对戏剧会有大的推动。
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大家也都曾以戏剧闻名，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曹禺包括张爱玲等作家程度不同地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印痕，可是当代作家参与戏剧写作的为什么如此之少？
作家赵玫生长在一个戏剧家庭，她父亲是天津人艺的导演，母亲是天津人艺的演员，她从小至今一直居住在天津人艺大院里。她说：我从小就看戏，但自己不敢写，我认为戏剧和诗是文学最高级的形式。在中国古代，白话小说根本不能和戏曲的地位相比，现在人们把戏剧世俗化了。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是两股劲，戏剧不可描述，小说可以有心理描述，雨果、契诃夫、福克纳、奥尼尔当然都写过剧本，契诃夫和奥尼尔是戏剧大家，但雨果的戏剧并不成功，在当时却很轰动，福克纳在戏剧、电影方面的写作大大失败。中国整个文学的繁荣，必须包括戏剧，现在由于电视、媒体等的冲击，使戏剧受到影响。我自己一直在写长篇，90年代初写的几部作品并不热，那会儿图书没有进入市场，后来从《武则天》、《朗园》时进入市场，遍布大街小巷，书出得多，就会有很多读者，《朗园》发行几十万册。目前长篇实行版税制，这样出版社和作家个人都得益。戏剧不是长篇运作的方式，还没有进入市场，我个人在对于要不要读者这个问题上，就有很大的转变。
从赵玫的介绍中可得到不少信息，其中一个最说明问题的就是有关长篇小说的创作。90年代以来，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继50年代长篇小说繁荣之后，又进入一个活跃时期，作家纷纷写长篇，出版社争着出长篇，长篇小说每年以数百部的数量出版。而与此同时，别的文学样式却不同程度地被忽略，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全面发展。
所以，对“大文学”的概念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。前两年，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到北京访问讲学，某中国学者在提问时问他“文学是否会消亡？”加藤周一含蓄地回答：“据我看，如果说消亡，小说或者诗歌某一文学品种也许消亡，但文学永远不会消亡。”这件事在学界一时传为笑谈，人们奇怪居然会有学者问出这样的问题。据记者分析，恐怕提问者口中的文学指的就是所谓的“纯文学”，而加藤周一回答的却是“大文学”。
在学科分支越来越精、人类疲于应付生存压力的今天，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会有“百科全书式的”大作家出现，但“大文学”的概念还是应当提倡。不仅小说和散文需要繁荣，戏剧和诗歌也亟待振兴；不仅“纯文学”需要发展，通俗文学也应当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因为只要人类存在，文学就不会消亡，而“大文学”的概念才更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和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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